初到深圳的那几年，总觉得这好那好，就是缺一个让人安静的地方，可以坐下来打发一点闲时光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那些上了年纪的城市，这样的闲处很容易找。但深圳独无。
忽一日，“物质生活书吧”横空出世了，毫无征兆地出现在里霓虹灯闪耀的华强北的边上。华强北被称为深圳的南京路，是国内的几大商业街之一。一个书吧就这么顽强地挤进商业地盘，实在有点较劲的味道。
这也契合它的主人晓昱的脾性，晓昱就是一个喜欢较劲的人，她的外表貌似柔弱，内心其实相当强健。她做电台主持人已经很知名了，忽然转身辞职北漂，想当职业作家。在北京和深圳之间来回纠结了几年，又突然杀了回马枪。而且决定开一个书店，还不是传统意义的书店，而是有书有酒的书吧，似乎要一下子从“精神”回到“物质”。她干脆把书吧命名为“物质生活”。够狠的。
不过在我看来，晓昱是把物质和精神打通了，在她看来物质和精神是分不开的，没有物质支撑的精神生活也没法高品质。物质生活可以赚钱，精神生活需要花钱，她所做的就是这种物质和精神分不开的事情。可是我还看到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精神永远在物质之上。她偏偏用“物质生活”做招牌，甚至不排除有意和华强北的那种物质进行抗衡的味道。她招牌上挂的“物质生活”，书吧内卖的“精神生活”，此“物质”非彼“物质”也。正如杜拉斯的那本《物质生活》，写的却大多是小说、爱情、空想，都是非物质。
有段时间，深圳的一帮读书人，都爱跑去“物质生活”，在那里神聊几个小时，然后夜深而归。说实话，并非都是奔书而去，实在是因为那里还有酒。红酒啤酒，牌子很多。书与酒，本就渊源极深。文人又大多是爱酒之人，有了酒就有了诗文，一部文学史每页都散发着酒香。所以，“物质生活”就成为城中一个雅集之所。多少原创段子都是从这里侃出来的，此后才见于手机。这其中“书”与“酒”的功劳实在难分伯仲。
深圳人喜欢泡“物质生活”，除了书与酒，当然更有魅力的还在于能碰到大名鼎鼎的人。我就曾带着龙应台去过这里，当时龙女士卸任台北市的文化局长，在香港做客座教授，深圳读书论坛请她过来讲座，晚餐后我问她还想去哪儿转转，她淡淡地说了句：随便。这一下我便自然把她朝“物质生活”领，其实在此之前晓昱已经把“领人”任务交给我，但我没有把握，龙女士的亲切随意让我终不负使命。那一晚，我们踏进书吧的时候，小小的空间早已爆棚，热情更是接近沸点。后来我还带过周国平先生去，清醒的哲学家也在晓昱和酒的夹击下，变得兴奋异常。
书吧坐落在闹市中，低调而张扬。低调在于门面不大，门洞更小，偏于一隅。张扬在于如此之小的门店却有一面墙体与街市隔着玻璃透明相对，书吧像戴着一副眼镜看深圳。但正因这面玻璃，外面的喧嚣和内里的静谧便有了分别。同一个城市，不同的世界。
外地来人，晚饭后常常会问去哪儿坐坐，一般会去“物质生活”。有一次，一个外地朋友来找我们，问书吧位置，我不断跟他说在百花二路和百花五路交汇口，但朋友老是搞不清几路和几路，我一着急脱口而出：“你记住二百五就可以了”，百花加上二路、五路，一简约，朋友立马找到。后来我觉得这个简约很准确，在一个忙着挣钱的城市里喜欢喝着酒读书谈书的文人，可不都是“二百五”吗？有了这么些“二百五”，物质的深圳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神。
一晃十多年过去了，“物质生活”还在原地安卧着，它的格局基本没怎么变过，从面积到风格，设计是韩家英的手笔。我最爱的那面“字墙”一直凹凸在那里，让深陷多媒体惶恐中的读书郎对纸质书保有一份微弱的坚守。不变的倒是里外始终是人，或独自阅读，或聚众论说。岁月更替，阅读仍在轮回着。
晓昱仍然爱较劲又一次转身，这回去做了帆船赛，她曾请我去东部海边坐过她和朋友一起经营的帆船，坐在无动力驱使的帆船飘于海上时，突然想起罗曼·罗兰的那句话：“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”。也许帆船是下一个“物质生活”，而“物质生活”是一直航行于都市夜空的帆船。
在一座城市里，有一间“物质生活”这样的书吧，这座城市就不仅仅是物质的。
